这些年来组织上对男女之间的问题管得不像前些年那样紧了,致使有些干部误以为可以思想解放到xing开放了,男女不正当关系多了。组织上为什么不管别人,专管周胜利同志的问题?
这不是组织上专门与周胜利同志过不去,是京城里某些家庭的人与太宁的某些社会渣子遥相呼应,与他过不去。不然为什么太宁这边刚有人告他有生活作风问题,京城某些二、三流家族的人就往太宁打电话,连我这里都接了好几个。
我不管你接了多少京城家族的电话,也不管他们给你们的压力有多大,要求你们本着对事实负责,对当事人负责,既不袒护,也不准歪曲事实,打压当事人,作出一个公正的、经得住历史考验的结论。”
调查组长感觉到从没有过的压力山大。一方面,京城那边不仅给他打电话,还过来了人,说就住在南郊山庄,随时等着请他喝庆功酒。
一方面,顶头上司也给他施加压力,周胜利在省里的两个主要领导心里的位置都很重要,在调查过程中一定要事实求是,每一个环节都要符合办案程序,不能出现任何违规行为。
他感到自己这哪里是挂帅办案,简直是走钢丝绳。
干了小半辈子的人事方面的工作,调查组长有一个基本的底线:手里不能出现冤案。
为了不扩大影响,他让从宣傳部抽调过来的干部打电话给周胜利约他谈话。
报社党委、社长办公室回过来的话是“周书记刚上班不久就出去了,出了大门以后上了一辆车,没说是出去做什么。”
“你们给他的手机打个电话,问他现在哪里。”
办公室里接电话的是周胜利的秘书肖国栋,他说:“周书记的工作手机从不保密,你们如果不嫌麻烦,我把电话号码给你们,你们找他做什么,在哪里见面,当面说更清楚。如果嫌麻烦,我帮着联系也行。”
宣傳部的干部说:“周书记是宣傳部的第一副部長,也是我的领导,把手机号给我,我直接联系他。”
他按照周胜利秘书给的号码连拨了三次都是无人接听。他向组长汇报,“周书记的电话有讯号,但一直无人接听。”
调查组长怀疑道:“是不是故意不接?”
宣傳部干部说:“合理推断应当不是。首先来说,我是他的部下,他又不知道我进入联合调查组,没有必要故意不接我电话。
其次,他的这件事如果属实的话也就是男女作风问题,至多加个以权谋私。可是那些女的不为了好事,干嘛非要与有妇之夫扯不清楚。我觉得这件事最严重的处理是把姚潮汐调离报社,周书记连个处分也挨不上。
第三,周书记是个聪明人,知道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这个道理,明知事情不大就不会故意躲着。”
调查组长说:“联系不上周胜利,再联系姚潮汐,你不用出面了,我直接给纪检书记唐洪亮打电话。”
很快唐洪亮就把电话打了过来,“姚总编上班了不久便离开了办公室,走前没与任何人说她去哪里。手机在她身上,打电话能接通,但她一直不接。”
也是上班不久离开,也是没与人说去了哪里,也是电话能够打通却不接——与周胜利完全一样。
难道说两个人真的有私情,在组织调查前夕私奔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