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才是大明所有政策的核心,只要没了皇帝,大明所有政策都玩不转。
这也是大明这么拧巴的原因。
如果把皇帝丢出去,再看全局的话,一切就解释开了。
的确,朱祁钰制定所有政策的核心,就是为了自己屁股底下那把椅子。
所以,大明拧巴的政治生态,就和皇帝制有直接关系。
为了保证皇帝制顺利传承,朱祁钰还留下很多后手:一、文武制衡、阁部制衡,军机处和五军都督府制衡;
大明勋贵势力,在景泰朝得到最大,再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武将地位略微高于文官,这是事实。
所以,张居正当权,要拉拢勋贵,拉拢戚继光、俞大猷这样的盖世名将,引为肱骨,不能当做门下走狗驱使了。
宪宗朱见漭更是扩大了军机处权柄,将内阁部分权力收入军机处,进一步降低阁臣的权力,同时削弱了朝中文武的权力,集权达到了顶峰。
二、舆论制度,从文官手中切分出来,由报纸、传媒、乃至民间的声音逐渐占据主流,这就是朱祁钰所说的参政议政制度;
皇帝是好是坏,就是所谓的身后名,以前完全掌握在文官手里,文官吹捧说是好皇帝,那么千古人都会吹嘘这是一个好皇帝,否则就是个昏君、烂皇帝。
从景泰朝就开始变了。
经过六七十年的发展,逐渐到了民间手里。
文官对舆论的掌握逐渐下降。
等于说,现在掌握舆论权利的,在民间,很松散,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声音。
有时候统一的声音是好事,有时候杂乱的声音也是好事。
得看怎么玩政治,上面坐着的人是谁。
大明用舆论削弱文官的权柄,再用文官压制武将,再把勋贵当成皇帝的基本盘。
所以,舆论就是越分散越好,越乱越好,说什么的都有的才好,皇帝的位置才稳,皇帝才能放心大胆的用文官压制武将,武将呢,只能乖乖给皇帝当狗,这就形成了闭环。
这就是景泰朝塑造的政治形态的核心。
三、教科书的编纂权,在宫中。
这一点非常刁钻,到现在张居正都佩服老皇帝,因为这么多年,很少有人发现教科书的编纂权多么重要!
这个编纂权,不是一直在皇帝手中的。
当时,朱祁钰为了编纂教材,向征求全社会的意见,这是他最喜欢做的事情,之后让很多人参与进来编纂,再一点点删改,最后出炉。
久而久之,这就形成了一种制度。
由社会各界参与,不限于从政高官、民间学者、进士、学生家长、校园学生、研究人员等,云集社会各界人流,编纂教科书,再经过审核筛选,差不多需要十年,到十五年时间,就要重新换一套教科书。
教科书是新思想,也要不停更新换代的,首先要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其次要符合教育需求,也要与时俱进,毕竟新时代新眼光新发展嘛。
而教科书的编纂权和决定权,也就留在了宫中。
文官不是没发现,就连武将都抢过教科书的编纂权,可是,除了皇帝外,没有人能够统筹世界各地的意见稿。
后来,这个权力就留在了宫中,一直延续至今。
别以为隆庆帝被张居正压制的,脑袋都不敢抬,他确实不敢当一个皇帝,但教科书的编纂权,他死死抓在手里。
十几年来,他一直亲自编纂教科书。
这就很恐怖了。
皇帝掌握了舆论权,就是无敌的存在。
尤其隆庆帝,他确实丢了皇权,问题是他不做错事啊,一个洁白无瑕的人,怎么变黑呢?
隆庆帝这些年,专门在宫中当个学者,发表文章,给读者回信,同时编纂教科书,极为重视教育,反而在民间颇有好名声。
重视教育呀,他就能引导未来十五年孩子的思想。
教科书的编纂,是根据上一套教科书,适当增减的,等于说,他的思想会引导起码三十年的学生。
当这些孩子长大之后,就会恨死了张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