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药企对南非各大制药厂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诉讼,称其在未获授权的前提下大量生产抗艾滋病药物,强行阻止了南非政府的计划。
前米国副总统,阿尔·戈尔,甚至还公开阻止向南非提供抗艾滋药物。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连2%抗艾滋药物市场都不愿意割让的欧美药企,竟让印度侵权擦边了80余年,不得不说十分反常。
但此中缘由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新药人体试验场而已。
作为默许仿制药的代价,那些在欧美不能进行的人体试验被在印度大范围实施,通过免费医疗,大量新药被应用于临床并采集数据。
如此,方才换取了印度仿制药的生存空间。
毕竟那些跨国药企巨头,尤其是米国的医药巨头可不是什么善茬儿。
印度可以对米国政府耍无赖,但是却不能对米国财团耍无赖。
因为米国政府能做到的事情,米国财团能做到。
而米国政府做不到的事情,米国财团照样能做到。
关于这一点也算是人尽皆知的秘密了。
所以说印度政府其实是做了一道有关人命的选择题。
通过放弃了少部分印度民众的生命,来换取了全国百姓的有药可吃。
而仅凭这一点,国内就没办法学。
要知道欧美药企在放任印度生产仿制药的同时,也换取了一定的特权。
因此他们有时候甚至直接跳过动物试验,直接就用在印度人身上。
而低成本和大量的研究参与者,则是跨国制药公司选择印度的主要动力。
毕竟研发过新药的都知道,用人命试错其实是最高效的研发手段。
甚至用人命换来的人体临床数据,足以为药企剩下上亿美元的研发经费。
如此一来,印度自然就成了欧美药企的“特许之地”。
只是,这个后果也是十分沉重的。
据不完全统计,从2005-2012年,印度约2644人死于新药临床试验。
其中80人死亡与临床试验有直接关系,另有500人遭受了严重的不良反应。
就这还是官面上的统计数据,至于私下里没有公布的则更不知道有多少了。
印度媒体就曾经报道过一个丑闻。
据说德里的某家医院一直在私下里承接了不少西方制药公司的药物实验业务。
等到他们被大众发现的时候,这家医院已经对4142名婴儿进行了临床药物试验,其中2787名婴儿甚至还不满一岁。
而这还只是一家医院被曝光的数量而已。
由此可见,因为药物实验而死亡的人数,恐怕是印度政府公布的数十倍都不止。
说实在的,当高飞得知了这个情况之下,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如果单纯的从数字上来看,印度政府貌似是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不过,基于对官僚体系的了解,高飞其实更愿意相信一切都是因为利益。
毕竟自1991年以来,印度制药业的年增长幅度保持在10%以上。
要知道这个增幅是极为恐怖的,因为它远远高于印度国内的GDP增幅。
而印度政府税收中更是有15%直接来源于制药产业,印度药品的产量甚至已经占全球药品产量份额的8%。
故此对于印度而言,仿制药已经不再是国民医疗问题,而是经济问题。
可以说印度正在有90%穷人的命,来换取剩下人的生存空间,以及国家经济的发展。
所以如果华夏也像印度一样大肆生产仿制药的话,恐怕穷人的命依旧保不住。
虽然有些无奈,但现实就是如此,苦难的永远是大众,能享受人生的终究是极少数。
古往今来,皆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