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一天天过去,很快便到了春节时候。
蓟城之中,家家户户都在准备迎接新年,街上的喧闹夹杂着声声爆竹,传入到了袁熙府邸中。
沮授抬起头,看在还在满屋的竹简中提笔苦思冥想的袁熙,以及一旁发呆的郭嘉,不由苦笑着着摇了摇头。
今天就要过年了,掾属们早就都各回各家,和家人团圆去了,偏偏袁熙拉着两人,商讨年后在幽州村镇安插官吏的事情,袁熙说出这些官吏负责的具体事项后,沮授便瞬间头大了几分。
管的好像也有些太多了!
从播种到救灾,从义学到互助,从征兵到劳役,这些下派的吏员都要掌握。
沮授也能了解袁熙的想法,在这之前,这些工作除了部分汉廷委派的吏员外,皆是由村里乡镇的地主豪族干预的。
而且沮授认为,这种做法流传了几百年,也有着其合理性。
汉朝实行的是郡县制,郡以下设县,大县(万户以上)设县令,小县(万户以下)设县长,都是一县的最高长官,与县同一个级别的地方行政机构还有道,国,邑。
县以下的是乡,里,亭,汉制十里一亭,十亭一乡,乡下有里,什,伍,里设里长,什设什长,伍设伍长,亭设亭长。
所以按汉制来说,其实有大量的村乡吏员,也确实发挥了不少作用。
但实际上,汉廷对的行政权力能有效到达的最底层那一级,是县令。
再到下面,就很难顾得上了,很多政令的下达和行使,虽然也要经过乡长亭长,但真正落实执行出效果,就离不开另外一个势力。
当地大族。
作为的地头蛇,汉廷各级下来的政令,都需要其配合,不然完全无法推行。
而产生这种因素的根本原因,在于土地。
自西汉建立,从刘邦开始,推行了减免土地租赋的休养生息政策,十税一改成三十税一,用来增加百姓收入,扩大人口增长。
据史书记载,这种放任自流的无为而治政策,是汉廷的国库日渐充盈的原因,乃至三代后的汉武帝能够发动对匈奴的大战。
这乍听上去很美好,但仔细一想,却完全不符合逻辑的。
国库的钱,到底从哪里来的?
有人说这是汉文帝向郡国开放了铸币权,以及卖爵位官位赚的,但只是一部分原因。
一般来说,若国库充盈,百姓必然生活富足,但真实情况却是汉文帝时期百姓生活困苦,甚至比刘邦立朝时还严重。
晁错在《论贵粟疏》中描述,百姓依然处于饥饿和半饥饿的状态,大部百姓依然在生命线上挣扎。
《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记载,许多百姓因为没有地耕种,走上了落草为寇的道路,董仲舒数次上书朝廷的内容也是如此,所以当时有人私下将文景之治称作是虚假的繁华。
封建王朝开国之后经济变好,有时候和政策关系并不大,纯粹是太平时代,人口大规模增长的红利而已。
在汉朝初年到汉景帝时期,释放了大量的耕地,也推行了减少赋税的政策,但归根结底还是分配出现了问题。
在这种鼓励兼并土地的政策下,绝大部分土地被当地的士族乡绅拥有,他们不但拿到了汉廷的免租政策,同时还利用这个政策去剥削百姓,他们把土地以高价租赁给农民,有本钱的农民租赁土地,租赁费用超过了五成。
如果风调雨顺,百姓在耕种过程中勉强能够留下供应一家人的粮食,但在汉朝灾害频发,风调雨顺的年份十不存一二,常态是连着数年歉收,百姓不仅交给土豪乡绅的赋税没有着落,一家人的吃喝都保证不了。
于是百姓为了活下去,要么卖身为奴,要么成为流民,要了落草为寇,干脆造反。
当一个朝代盗贼蜂起的时候,必然是朝廷的政策出了问题,这个从文景之治之前便开始的土地难题,困扰了华夏上千年。
之后历朝历代,从唐朝再到宋朝,最后到明朝,许多有志向的人,也都在想方设法改革土地政策,想要找出一条更好的路来,但每次改革,无一例外都是遇到了极大地阻力,最终都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