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的老人定期给有关部门打电话,喋喋不休反映小区的水电暖问题。”
赵耀说:“这些老人太孤独了。
他们不想这个世界忘记他们的存在。”
题安说:“我也是这么想的。
这种和社会渐行渐远的离群老人们的孤独,接近于无解。
这是老龄化社会的社会性难题。
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
那些老人们在咽气之前,已经经历过了社会性死亡——没人记得。
也许正是这样,想拼命证明自己活着的老人们,才会盲目地相信凶手。
凶手是他们和世界最后的联系。”
赵耀说:“我有几个基于心理分析的想法。
首先是摘眼球。我并不认为凶手摘眼球,是要贩卖器官。
老人的平均年龄很大,这个年纪的老人,患青光眼、白内障等眼部疾病的概率大,角膜功能也较年轻人差。
六到六十岁的健康人的角膜,才是最佳的角膜供体。
如果凶手的作案动机是要进行器官买卖,他是不是会选择更年轻的受害者?
眼睛在心理学上,很多时候是一种象征,甚至图腾。
有一种可能性,凶手信奉某种以眼睛为图腾的邪教,摘取人的眼睛能获取人的灵魂。
还有一种可能性,身份识别。
凶手要的不是整个眼球,而是虹膜。
犯罪现场没有条件直接摘取虹膜。
所以凶手挖走了受害老人整个眼球。
虹膜和指纹一样,在婴儿几个月时形成,终身不变。
世界上没有人有相同的虹膜。
我想凶手摘取虹膜,是要分辨每个人。
凶手不仅有眼部医学知识,更重要的是,他对眼睛有执念。
这个执念相当深。
所以我认为这个凶手是盲人,曾经当过眼科医生,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而失明。”
题安沉思,“盲人?盲人是如何作案的?
他是怎么接近这些老人的?”
赵耀说:“所以就回到了那个疑问?
老人书写了大量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