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了一下午,能做的检查全做了,陶淮南身上不揣钱,钱都是潘小卓给垫的。几种听功能全测了,声导抗做了,耳蜗电图也做了,可这一下午却什么都没查出来,没有器质『性』病变,耳朵好好的。
潘小卓哆哆嗦嗦地问医生:“那是为、为什么啊?”
医生是个年长的教授,戴着厚厚的眼镜,说可能是精神『性』的,不要太担心,又问家长呢。
潘小卓说:“先不想让家里担心。”
医生又说了遍“没大事儿”,问:“高几了?”
潘小卓说“高三”。
教授看了看他们俩,话说得挺温和,说好治,还是要跟家里大人讲,别害怕。
医生还是见得多,不慌不忙地告诉他们别担心,只是重复了好几次要跟家里讲,还说下次可以跟家里大人一起来他这儿看看。两个小孩都不笨,知道医生只是没想加重他们的心理压力,真没事儿的话就不用反复强调让大人来了。
老教授把话说得那么委婉,只在最后才提到了一个词。
“这个癔症『性』聋呢,它不是说你就真聋了,毕竟咱们功能都好好的,是不?还是受你精神方面的影响,压力太大啊,受了刺激啊,都有可能。我也有些患者,什么刺激都没有,做了个害怕的梦,醒来就突然听不见了,所以没关系,别担心,能治。”
潘小卓拧着眉问:“那得怎么治呢?”
教授又看看他们,才慢慢地说:“这得去精神科,如果是器质『性』有病变可以在我们这儿,但咱们没真病,去找精神科大夫看看。好多患者不去治也好了,压力没了放松了自然就恢复了,都不是绝对的。”
一个可能是“癔症『性』聋”砸下来,这四个字怎么看怎么听它都不带个好样。
大夫的话乍一听像是挺宽心,毕竟耳朵没坏。
两个小孩趁晚休之前回了学校,在车上潘小卓问陶淮南:“你要跟家里说吗?”
陶淮南“嗯”了声,知道耳朵没坏多多少少宽了点心,低声道:“考完再说吧。”
潘小卓很担心,却又安慰他:“没事儿的,你别害怕。”
陶淮南点头,说:“我不害怕。”
那时候陶淮南的确是不害怕的,耳朵只要没坏就行。
可事分两面,耳朵没坏还听不见,一旦治不好就一点办法都没了,连戴助听器的机会都没有。耳鸣、声音小、听不清,这些过渡都没有,直接就是彻底切断了。
从那天开始,陶淮南开始了跟寂静之间沉默的抗争,恐惧安静,却也在坚强地和它做抵抗。
他开始依赖声音,只有听着声音才觉得安稳。他需要一直戴着耳机,这样他一旦听不见了就能第一时间发现。耳机还能做他的伪装,给他的听不见提供了个理由。
某一天的下午,班里没课的时候,一对小同桌又偷着出去了一次。
潘小卓提前帮他约了次治疗,带着医院的诊断和那些检查结果和报告,去了家心理医院。这次的医生很年轻,说需要长期治疗。他同样没把话说得很严重,可是在那他们碰到了个患者。
他三年前得了这个病,聋了三年了,到现在没有丁点好转的迹象,彻底彻底听不见了。
那是一段很艰难的日子,每一分钟都很煎熬。
陶淮南担心哥哥,也担心自己。他得复习准备高考,最难的是还要在听不见的时候不被哥哥们发现。迟骋不好骗,他对陶淮南的了解是深入到骨子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