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第二个人说的是实话,那么第一个人和第三个人就是病人,沈京依旧在撒谎。
沈京是正常人,没有理由撒谎。所以第一个人和第二个人都应该在撒谎。
如果沈京说的是实话,那么第三个人说的就是实话,他就是方涛,第二个人就是刘挚友。
但第二个人推翻了第三个人是方涛的理论。逻辑又不通了。
薛队忽然扭头问我:“孙小圣,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糊涂了。”我照实说。
宋琦在边上反问:“关键是,一个有癫痫病的人,能当医生吗?而且是精神病院的。如果病人发了病,他又犯了癫痫,怎么办?”
“再通知沈京来队里,让那个自称方涛的认一认!”薛队交代。
不料此时联系不上沈京了。他留下的手机号,打过去永远是关机。按照他身份证上的地址找过去,那里已经拆迁了,户籍还没来得及更改。线索又断了。
当天我们又去了一趟医院的遗址。我特意又仔细观察了药房,发现一个特点:只有这里的窗户和别的窗户不一样,位置比较高,面积比较小,最重要的是没安防护栏。在三名伤者的叙述中,只有第一个人正确描述了起火位置,而且有一个听起来很自然的理由。当然,不包括那个安眠药的疑点。
我和宋琦等人在薛队的带领下在现场待了一上午,到了饭点刚要吃饭,就接到王姐的电话,她告诉我们市精神病院给“方涛”做鉴定的大夫让我们去一趟。薛队接过电话听了一听,马上眉开眼笑,赶猪似的把我们轰上车:“快快,有人要现出原形了!”
市精神病院坐落在古城中心,有方圆几百里最大最权威的精神病鉴定机构。给“方涛”做鉴定的大夫好像跟薛队很熟的样子,亲自把我们迎进办公室。薛队屁股没坐热就直奔主题:“我说徐大夫,那家伙到底是不是精神有问题?你就给我下个结论吧,我们这案子要多怪有多怪,就靠他打开突破口呢!”
徐大夫是个女的,戴个大厚眼镜片,跟《蜡笔小新》里的上尾老师似的。她扶着眼镜先笑笑,说:“老薛,不瞒你说,这个人你们送来时,一没有以前医院的介绍信和病历,二没有他的直系亲属或者同事朋友的陪同,所以仅仅靠短时间的观察,我是不敢给你出鉴定意见的。”
“什么?”薛队唰地拉下脸来,“那你让我风风火火赶过来干什么啊?我以为你都手拿把掐了呢!”
“你急什么?”徐大夫不紧不慢地站起身来,“你们都跟我来,小点儿声!”
我们跟她出了屋,来到走廊里的一个小门前,看她把门上的小铁窗拨开一个缝。顺着缝隙望去,里面坐的正是那个自称方涛的家伙。那家伙正对着桌子上的一只鱼缸使劲儿摆弄着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儿?”薛队问。
徐大夫说:“来的第一天,我们在装满水的鱼缸里放了几张金鱼的画片。问他这是什么。他的回答很正常,说是纸片。可是我们告诉他,这不是玩具,这是真的金鱼,能用钓竿钓上来的。你猜他怎么说?”
“他就信了。这不他正拿着小钓竿钓呢嘛。”听廖洁这么说,我才看清原来“方涛”手里拿的是一支玩具钓竿,正不厌其烦地对着鱼缸口往里伸呢。
“他没信。他说我们骗他。”徐大夫耸耸肩膀。
我们大家面面相觑。
徐大夫又说:“不过我后来告诉他里面确实是真的金鱼,只不过是一种非洲少见的品种,类似比目鱼。然后我拿出了一把香蕉,说如果他能用小钓竿从缸里钓上一条来,就给他一根香蕉吃;钓上两条给两根。于是他就一上午在这儿钓鱼,虽然一条还没钓上来,但玩得别提多开心了。”
我们还是不解其意。宋琦沉不住气了:“徐大夫,您有什么话就别绕弯子了,这家伙是不是还是精神病?要不能干这种傻事儿?”
徐大夫把我们领回办公室,说:“从这个案例来看,他属于典型的偏执型精神分裂症,而且幻觉妄想感很强烈。虽然他有自己的客观性,但只要外界给他一些影响或刺激,他就会执拗地把一件物品幻想成另一样物品、一件事分析成另一件事……”
“我明白了!这就说明……”我先大声叫道。
“我也明白了!”廖洁跟我抢答。
“孙小圣你先说!这说明什么?”薛队指指我。
“这就说明,我们要想让他说真话,也要给他香蕉吃!”
连徐大夫在内都傻了。他们呆怔几秒,集体大笑了起来。
我刚要辩白什么,廖洁就做了一个打住的手势:“行了行了,你别说了,我当你有什么高见呢,闹了半天就这个。我来说吧,既然这个病人能把一样物品幻想成另一样,把一件事分析成另一件,那他就很有可能把一个人当成另一个人。那也就是说,他不是方涛,他所谓的刘挚友,也不可能是刘挚友!”廖洁在结尾处还拍了一下巴掌。
“我就说嘛,一个癫痫病患者,碰到精神病患者犯了病,人家还没怎么样,他倒先抽了。这样的人怎么当医生!”宋琦咬着笔杆子。
“那不是还是要给他好吃的才管用吗?我说的也没错啊。”我一脸不服。
薛队拿起桌上一根香蕉,深深地闻了闻,慢条斯理地剥开皮,然后……猛地塞到了我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