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的主体工程是绵延万里的高大城墙,大都建在山岭最高处,沿着山脊把蜿蜒无尽的山势勾画出清晰的轮廓,塑造出奔腾飞跃、气势磅礴的巨龙,从而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在万里城墙上,分布着百座雄关、隘口,成千上万座敌台、烽火台,打破了城墙的单调感,使高低起伏的地形更显得雄奇险峻,充满巨大的艺术魅力。
刘瀚来到了八达岭长城,远没有后世的那么雄壮,
后世看到的八达岭长城,建于明朝弘治十八年,即公元1505年,对八达岭长城进行了长达八十余年的修建,共1300多里。
并将抗倭名将戚继光调来北方,指挥长城防务,是中国古代伟大的防御工程万里长城的一部分。
当然,现在刘瀚所在的年代也有,只是没有明代那么壮丽和宽广,那是秦汉和春秋战国时候修建。
据《史记》记载和文物工作者普查,都证明八达岭一带在战国时期筑有长城,而今仍见残墙、墩台遗存,其走向,与今明长城大体一致汉习记载:曾设军都、居庸两座关城。
社会在进步,科技在发展,战国和秦汉时期修建的长城,必然没有大明时候的宽和高,毕竟相隔了1500多年呀,但也足够让刘瀚震惊了。
他抚摸着长城的石头,上面还有汉军站立,只是相隔比较远,好多公里只有一两个,大多在烽火台旁边。
自从漠北之战大捷以后,大汉对匈奴彻底成压倒态势,不用像以前一样严防死守了。
“你说这得花费多少人力,物力?下面埋葬了多少人的尸骨?哪怕在后世,这也是难以想象的大工程了。”
这一刻,刘瀚忽然有些心疼,他感觉自己触摸的不是石头,而是骨头,是鲜血,是嘶喊,是惨死的冤魂。
舒雨竹一时间也有些感伤,“若是从西周算起,到清末,几百万人是有的,这万里长城的修建是华夏历代王朝共同修建的结果。
所以具体会累死多少工人,历史没有记载。
不过,据记载,秦始皇使用了近百万劳动力修筑长城,总占全国人口的二十分之一。北齐为修长城一次征发民夫一百八十万人。
隋史中也有多次征发民夫数万、数十万乃至百万人修长城的记载。
而像这样的的大工程,死亡率可能高达到三分之一。
所以,前前后后为建造长城而被饿死的,累死的,甚至被打死的人,至少几百万了,甚至可能更多,没有办法具体统计……”
“所以,值得吗?”
对于这个问题,舒雨竹没有回答,争议很大。
从历史与经济的角度来看,当年的中原王朝修建长城,是不是一个合算的经济决策,这个问题值得探究,也很难回答,怎么说都对。
一种文化心理的观点认为,长城代表封闭、保守、不思进取,农耕民族没有用积极方式去应对游牧民族的问题,所以,修长城是不合算的,而且修建长城花费太多人力,物力,财力。
完全可以打出去,就像是刘瀚和霍去病一般,一直封狼居胥,打到瀚海,彻底打垮匈奴,寇可往,吾亦可往!
而且,长城真的能防住游牧民族吗?大元是如何建立的,大清也是,长城似乎对他们没有用。
要知道到当年大宋没有长城,依旧坚持这么多年,要是它改革一番,重文轻武,换几个牛掰的帝王,说不定一统天下的就是它了。
另一种反对的观点认为,在历史上,每当草原发生灾荒的时候,游牧民族由于生存压力而南下劫掠,而游牧民族不善于攻城。
并且长城有利于防守方的兵员调动、集结,这都使得游牧民族南下劫掠的成本升高,从而降低了劫掠的收益,所以,长城有效地抑制了游牧民族的劫掠动机,修长城是合算的。
如果没有秦始皇修建长城,后面大汉民族就得不到休养生息,积蓄力量,然后反击匈奴,只会在匈奴一次次掠夺中失去生机。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没有假设,即使是穿越者的刘瀚和舒雨竹也算不来这一笔账。
沉默了片刻,舒雨竹说道:“有一种说法,贸易停止的地方,就是战争开始的地方,因为没有贸易,只能靠抢,战争是可以用贸易的替代。
长城可以不修了,如果从现在开始加强和游牧民族的贸易往来,那么,游牧民族经济发展得好,有积蓄,遇到灾荒时,也有更多的自救办法,也就可以减少战争。
当然,前提是打服他们,像是大明的互市。
北方草原到了冬季遇上天灾,经常是食不果腹,蒙古族人一次次迁徙驱赶着牛羊,只是为了能填饱肚子,也正是因为他们的野性才有了当时的元朝。
然而每到天灾人祸的时候,当时的瓦剌人都会侵犯中原,只为了抢夺粮食,衣物。
互市的开通让很大一部分蒙古族人冬天免受了风雪灾害,也让很大一部分中原人有了珍稀药材,朝廷也有了可用的马匹以及军需药材等。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大汉有足够的武力震慑他们,不然还是只能被抢。”
刘瀚眼神一亮,“一手拿刀,一手拿糖,提前促进民族大融合?”
随即,他又暗淡了下来,“可这是冷兵器时代呀,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优势太大了,难,很难,说到底,还是生产力,吃不饱,他们只能来抢。”
他说完,两人都沉默了,生产力的发展是上百年,甚至几千年的事情,哪里是他们两个随便就能提高的。